临入仙居县的天姥山神仙居景区之前，遥望群峰，不禁神驰，想起“云霞明灭或可睹”这句诗，心里思忖：千万勿效颦一些景区，在岩崖上乱刻当代名人达贵墨迹，不乏丑陋，不忍卒观，且将好端端的山色弄得遍体鳞伤。古人有摩崖刻石的风雅，也有官员赋诗题句，但古时官员大多是进士出身，翰墨俱可，不似今人胡乱涂抹，胆子大得很。记得当年韩复榘主政山东时，曾大修泰山古迹，完工后特颁令“除奉令准刊外，无论何人不准题字题诗”。其实韩复榘自己的书法颇有功底，完全不似相声《关公战秦琼》所讥讽的大草包。泰山官宦之流的刻石过多，其实是对自然风光的肆意破坏。

迤逦游山，碧翠入眼帘，郁色遍崖青，摩崖石刻几乎绝迹，这很使我欣慰，也可窥见开发者的良苦用心。当然，也有数处石刻墨迹点缀于山崖，如“烟霞第一城”，本是乾隆年间仙居知县何树萼题于县治东岭文昌阁，本意大概是称誉仙居山水绝佳，“烟霞”古人常用，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有“云霞明灭”，也有“烟涛微茫”之句。这五个字被移刻到山中，是否适宜当然仁智各见。但榜书是很难写的，何树萼应是进士出身，书法有功底。明清进士多馆阁体，谈不上优劣之分，但能写擘窠大字还是让人首肯的。置于岩崖，恰如其分。

其实，仙居出过一个元代画史上有地位的柯九思，距“烟霞第一城”崖刻不远，即可见“九思亭”，当是今人为纪念他而建。有亭翼然，杂树掩映，不失为山中一景。记得《历代碑帖法书选》，未收入其书法，大约是柯九思在元代书家中并非一流之故？柯与赵孟頫、鲜于枢、邓文原、康里巎巎、周伯琦、饶介等，风气所至，虽皆师法晋唐，但毕竟柯九思专力画竹、鉴赏，书不列名著，情有可原。因其书作流传稀稀，故坊间似无其书帖印行。《元史》亦无他的传。民国后的《新元史》倒是将他入传，但因撰者柯劭忞是他的后人，后人也考证柯九思只有女儿，抑或族人后裔？其权威性尚存疑。虽然徐世昌以大总统之权势兼与柯劭忞姻亲之情，将《新元史》颁列“二十六史”（含《清史稿》），但终不被后世学界所承认。

柯九思首先是画家，其墨竹有论者谓“文同后一人”，兼擅行楷。与赵孟頫、王铎等类同，以汉人仕元，颇遗后人诟病。柯九思不是正途出仕，“遇文宗皇帝于潜邸，及即位……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”，应是御用品鉴侍从。三年后被罢官，被劾“性非纯良，行极矫谲，挟其末枝，趋附权门”，他的受宠引起蒙古贵族集团的厌恶，这也影响了明清文人对柯九思的评价。柯九思对仕途较为热衷不可否认，以至于他被罢官之后为他人鉴定字画时还署印“鉴书博士”。晚年绝望始入道教，后人考证他之逝世与服药导致砷中毒有关。

但柯九思在官场并无劣迹，未将他的墨迹摩崖刻石，是源于倪瓒以来对他的贬低？还是因为他只是以鉴赏、绘画知名，其书法未列入元之大家行列？其实封建时代士子求仕途无可指摘，只不过逢到异族入主中原，气节即“人格”便成为千夫所指的标准。我个人认为，譬如在九思亭之侧刻块碑，镌刻他的书画也似无不可，柯九思似乎未写过咏神仙居的诗？可见那时的神仙居大约极少为人所知吧？南宋末年，为避元兵锋焰，文人士子相率南迁，郭沔遁居衡山，“每欲望九嶷，为潇湘之云所蔽”，作琴曲《潇湘水云》以抒故国之思，柯九思不知是否聆听过此曲，曾出仕的他会写出“以寓惓惓之意”的诗吗？

上山时，赫然见到吴昌硕大书“太白梦游处”，吴昌硕是浙江人，逝于1927年，我不知吴昌硕此句是否专为神仙居所题，但他的篆刻、书法、绘画，开宗立派，与任伯年、蒲华、虚谷并列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，堪称难以企及的大师，迄今不可望其项背，他的诗词也堪成家，所以被誉为“文人画最后的高峰”“石鼓篆书第一人”。瞻仰他的书法，确令人倍感有雄浑奇崛之气，那种气韵真是大有“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”的嘘拂。尤其令人景仰的是，吴昌硕有古代文人投笔从军、参赞戎幕的遗风。甲午之战爆发，吴昌硕挚友、湖南巡抚吴大澂请缨率二十营老湘军出关御倭，并邀吴昌硕出征，协办文书简牍并参佐军机。后兵败吴大澂以“徒托空言，疏于调度”之罪被革职，吴昌硕也扼腕而归。20年后的1912年，69岁的吴昌硕写诗忆甲午从戎：“昨夜梦中驰铁马，竟凭画笔夺天山”，这样炽烈的爱国之情，怎不令人望其墨迹而肃然起敬？其实，山林之间，偶有佳刻，书镌俱美，融之和谐，也不失为一种精神愉悦。纵观神仙居山水之间，石刻绝少，使人可在乎于山青岩秀，眸间甚为惬意。

比如下山时，见到“梦游天姥吟留别”的题刻，则与人有意犹未尽之感，烟霓溪声，云影山色，当然不可一日揽尽，沉吟留别，馀思眷意。细看题款，乃明人张瑞图。经询何以选此人？答：查遍古人墨帖，未见有书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者，唯张瑞图书诗存世，故摹刻之。此人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名声当然高于柯九思，但品行争议更甚。他的书法奇逸俊峭，与董其昌、邢侗、米万钟齐名。《明史》有传，但却列入“阉党”，是魏忠贤的“魏家阁老”，以礼部尚书之位参与魏党“机务”。史书称其“依媚取容”，尤其“忠贤生祠碑文，多出其手”，甚为朝臣和士大夫所不齿。在封建时代，结交依附宦官以求仕途升迁，是一种耻辱。明代张居正所为人诟病之一，即结交太监冯保把持朝政。毕竟在魏忠贤专权时，依附者也是少数。所以崇祯皇帝登基，即办“逆案”，张瑞图有所恐惧，两次告退。但在任主考官时，居然徇私，引崇祯大怒，坐实“为忠贤书碑”的“实状”，列“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民”的罪名，被罢官遣归。其隐居晋江故里，优游林壑，常与僧人谈禅，这大概与柯九思去官之后论道的心理相仿佛。但“阉党”的不光彩帽子真的能使他忘情山水？还有与张瑞图同朝的那些前仆后继与魏党抗争的脊梁式人物，大义凛然，眦裂喋血，他怎么可能失忆呢？

张瑞图死后，南明唐王朱聿键为他赐“文隐”谥号，重新祭葬，但这背后有他表兄林欲楫的运作。林是唐王的吏部尚书，且与张瑞图同榜举人、进士，关系甚密，且张瑞图之子又是林欲楫的女婿，故林欲楫以张瑞图曲线“救世”的平反理由当然不被后世所认同。

望着张瑞图的碑刻，大约是小字放大，或许有些失真，但他的书法与为人竟然反差若大，其“奇逸”的定评真是令人感慨不已。古人是很重气节的，其实宋四家“苏黄米蔡”的“蔡”本是蔡京，因其臭名昭著，故换上蔡襄。又如严嵩，书法绝佳，但因其属奸臣，其书法竟至绝迹。峰崖苍苍，草木葱葱，天地钟秀，万物扶助，回首张瑞图刻石墨迹，忽然想起李白诗中恰有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之句，张瑞图低首书此句时，何焉心状耶？

青崖不改，碧溪长流。天姥山之所以奇逸，正因李太白的不朽名篇而相得益彰，而无双独绝，“别君去兮何时还，且放白鹿青崖间”，吟诵李太白那瑰丽雄奇的诗句，留连那秀色可餐的滴翠胜景、烟云瀑声，才不枉世间履痕所至、诗意栖身吧？

（作者：朱小平　中国侨联《海内与海外》杂志社负责人兼编辑部主任、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协会员。）